关于《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评论

作者:Flora Sapio

翻译:熊蕾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目前每六个劳动者中就有一位受雇于跨国境的生产过程中。这些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从制造产品到市场营运以及售后服务都包括在内。而这三项内容可以在线上线下通过协同式地或一体化式方式地供给。它们受一国的法律、自愿性标准以及行为规范监管。

事实上,联合国的预测结论并没有将那些从事于分享经济产业的劳动者和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非正式的、流动性强的、非传统性质工作的从业者计算在内。

毫无疑问,这个领域正在快速的成长并且还表现出自己独有的机遇与挑战。此次公布的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 列出了十六条指导原则。这些指导意见将用来推动和规范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如果以一种全球化的视角来审视这次举措,发展指南的出台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进步,它是一次试图给这一领域引入规则的努力。与西方国家的规则体系相比较,我们在跨国监管规则、国内监督机制,行业规范以及自律公约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以说,此次公布的草案是规范这一领域的首次尝试。同时,在跨国监管标准的制定或者说完善上,草案已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sharing

下述关于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简要评论与观察将递交给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该意见稿于2017228日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列有16条。前两个条分别阐述了共享经济的内涵以及主要特征。

第三条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建立一种契合分享经济特点的政策环境。分享经济所依存的环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以及跨国融合性,因此想要在在这种经济产业中取得成功,首先需要的就是灵活与创新的能力。实践中,只有当从业人员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抓住新出现的机遇并且从中获益,这种灵活性以及创新性才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说成为可能。而这种能力的养成依赖于以下的几个方面:1)多角度地对问题与处境进行批判性分析。2)为老难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3)对同一问题能够给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答案。如果说教育部门成为政策环境的一部分,那么教育年轻的一代学习上述的这些技能是不容忽视的。想要在分享经济中的实现成功,能力的培养必不可少。

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如何将现有监管机制运用到分享经济中的行业指导。在中国公共法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中所现有的分享经济和监管机制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存在,即双方都是依存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而建立的。尽管监管行为以及措施的采取(例如大数据的建立)都有赖于政府一方的引导,但是公民依旧可以在监管环节扮演重要角色。大数据通过对社会公民信息的收集而建立。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当使用它去处理涉及社会群体的行为时,它往往能够发挥最佳效用。

第六条主要列出了创新分享经济的治理机制。其中最关键的一种就是包含政府、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分享经济多方治理机制。社会企业是新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参与者之一。它们日常工作的大部分都在网上完成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大型公司或者跨国企业而言,互联网与它们的日常工作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平台企业所呈现出的特点与之前我们探讨的分享经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双方都依托互联网运作)。一般而言,平台企业在创建企业的服务规范方面(或者说自律规范)也表现出自有的积极性。有鉴于此,在治理创新中,我们建议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企业的积极作用。

此外,因为社会组织在个人、社会以及国家间发挥着类似于传送带的作用,所以这类机构在创新治理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所发挥的中介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年将成为创新治理环节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企业与政府、消费者与企业以及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鸿沟。而社会组织则可以刚好可以发挥其重要作用,有效弥合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在信息获取方面存在的不对称。

除了社会组织,第八条还提到了利用社会信用信息体系缩小信息鸿沟的另一种途径。信息信用系统有助于更好的保护在线工作的个人用户、劳动者以及微小企业家。上述三类主体和第三方对平台企业的评价符合中国法律的基本法律原则。严格的身份认证以及用户信用检查可以有效的避免网络欺诈以及其他犯罪活动的发生。另外,信用信息以及信用评级不仅仅对公民、消费者以及电商平台而言十分重要,在提高劳动者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上,它们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对平台企业同样需要进行严格的信用检查。

仅仅当信用信息系统良好运行时,它才允许整个社会完全地参与到双向评级过程中。有时,少数平台企业企图通过操纵第三方信用评价来获取对其他竞争者不公平的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或者说参与垄断行为来攫取非法利益。关于这一点,牵涉到Uber(优步)的相关争议具有启发性(2016年,滴滴出行与Uber合并,引发互联网企业巨头并购的垄断边界的争议)。由此,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主要用来收集平台企业以及活跃于中国边境的其它企业的信用记录。这个信用征集机制对公众开放,允许社会公共查询相关企业的信用记录。众所周知,分享经济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允许公众接触企业的信用信息不仅可以增强相互的信任,还有助于促成更有效的社会监督。基于社会普遍信任度的增加,无论是国家、消费者还是劳动者以及个人用户都将从中受益。

现有的消费者投诉机制以及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管机制都是建立在中国宪法所确定的原则之上的。然而这些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局限在公共部门,或者仅仅是用来监督国家公务员以及受雇于行政机构的其他员工的行为。由此我们认为不妨扩展或者说完善这些机制背后的法律基础,以此来涵盖分享经济所有的主题。此外,信息技术还可以用来简化申诉流程、披露报告程序等等,同时实现对上述行为的有效管理。

在讨论如何保护分享经济所有主体的合法权益问题时,指南的第十条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个人信息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上。解决方案是引导平台企业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大型的电商平台来说,这不失为一种绝佳的举措。因为利用这些机制,平台企业可以促进商品供求的有效衔接。但是,分享经济还涉及劳动力的交易。一旦平台企业作为雇主或者发包人时,设立由第三方平台(而非平台企业自身)控制的用户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就成为必要。

此外,灵活就业人员还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困境,即正式雇员与短期雇工以及签署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雇员之间的差别问题。正式雇员在遇到劳动纠纷时,可以启动行业组织或者中国法律体系下设立的所有纠纷解决以及权利保障机制,然而后面两类雇员却处在一个不同的法律地位。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工会或者行业组织,也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险。但是他们却恰恰占据新经济体中劳动力的绝大一部分,并且整个社会都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中受益。总之,探寻一种允许新型劳动力以同样的方式(指现有劳动合同下的正式雇员使用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启动纠纷解决、权益保障机制的程序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后面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分享经济的确促成了几类新型劳动力的出现。它们中的一些并不包括在现有的几类劳动合同类型当中,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使得最具活力和生产效率的劳动力被排除在劳动立法之外。事实上,将新型劳动力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使得本指南第11条所要达成的目标更难实现——即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12条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平台企业的逃税问题。电子发票、电子支付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征税信息化均能规避企业逃税的风险。另外,其他的机制也应该被调用起来防止平台企业将财政义务转移给消费者或者劳动者。上述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实现指南第14条所确定的目标即界定平台企业与资源提供者的责任义务,保护消费者、劳动者以及分享经济所有主体的合法权益。

上述意见谨此提交给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73月3日罗马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